我一直关注中国大学正在推动的变革。人工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和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不断扩张，同时现有课程被修订、合并或重新设计。改革的规模，以及科学和社会优先事项正在推动大学机构重组的方式，都令我印象深刻。这些变化显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我开始思考：在一个越来越通过技术来界定当下的大学中，人文学科究竟还能拥有怎样的位置？
令我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影响我们判断知识是否新颖、有用或具有社会必要性的标准。如今，计算系统能够生成文本、图像、翻译和分析，既有职业及人们对大学教育的期待也因此受到影响。大学需要回应正在发生的变化，却必须为一个尚无法准确认识的未来培养人才。
我目前把中国视为两种范式之间的对话者，也把它看作一个正在展开的实验场域。中国的改革以更大规模呈现了一系列同样困扰巴西、欧洲和北美大学的议题：教育与就业的关系、课程更新、学科之间的融合，以及那些社会贡献无法简单用生产率指标衡量的知识领域应处于什么位置。
“新文科”的意义
这里我使用“新文科”这一概念，对应中文的“新文科”（xin wenke）。该词常被译为英语的 New Liberal Arts，在某些语境下也被表达为 New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Wang；Tian，2019）。在葡萄牙语中，“博雅教育艺术”（artes liberais）并不是通行术语，因此我在原文中从英语出发将其解释为“人文学科”。我也意识到，这种跨语言转换可能无法完整呈现中文“文科”的全部语义。根据其他资料，我理解中国大学体系中的“文科”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与艺术等领域，并与传播及其他应用社会科学相联系（China，2022）。
根据 Wang 和 Tian（2019）的研究，“新文科”建设自2018年起在中国获得更高的制度可见度，并在2020年11月举行的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通过有关新文科建设的宣言得到进一步系统化（China，2020）。
这一计划把课程更新、跨学科合作、文化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变迁的回应联系起来（China，2020）。其基本原则包括守正与创新、价值引领，以及根据不同大学和学科特点进行差异化实施（China，2020；China，2022）。相关方针还强调优化专业结构、完善课程体系、建立新的培养模式，并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自然科学、工程、农业和医学的融合（China，2022）。
在我看来，“新文科”试图让人文学科不再只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而是进入正在重组当代大学的科学技术变革之中。传播学课程可以纳入数据分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时保留对语言、媒介化过程以及媒体文化效应的研究。文学与语言教育也可以与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展开对话，同时坚持历史及跨文化解释的特殊价值。这些可能性符合新文科强调的跨学科方向，即重新组织学科边界，形成新的研究对象、方法与培养模式（Wang；Tian，2019；China，2020）。融合可能带来知识创新，但如果人文学科仅被当作技术优先事项的辅助工具，也可能形成工具性的从属关系，使它们丧失部分提出问题、解释价值及批判性分析发展意义的能力。
大规模课程结构调整
根据中国教育部于2025年4月公布的2024年度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China，2025a），当年新批准设立1839个本科专业点，2220个停止招生，1428个正式撤销。调整后，全国高校约有62800个本科专业布点。同一过程中，教育部更新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China，2025d），包括93个专业类和845种专业，其中新增29种专业，涵盖人工智能教育、智能视听工程和数字戏剧等方向。
《2025—2027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进一步强调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更新课程内容，以及将人工智能纳入教与学过程（China，2025c）。与此同时，中国大学扩大了人工智能、信息科学与技术、工程、临床医学、集成电路、生物医学、卫生健康和新能源等领域的招生，将高等教育与国家战略需求联系起来（Reuters，2025）。
这种改革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希望发展前沿技术的国家，确实需要培养能够维持复杂科学技术生态系统的人才。但变化的速度和强度也促使我思考：如果课程设置过分依赖经济预测，它们是否会因为预测的有效期很短，而承担快速过时的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容易使专业活动与知识领域被混为一谈。今天，机器已经可以翻译、生成图像或撰写报告，成为能力非常强大的工具。人们因此可能认为，人工智能提供的可能性正在削弱与这些工作有关的知识领域和从业者——例如语言学家、艺术家或分析人员——存在的理由。但这样的判断，在我看来，是把一个知识领域缩减为某种职业中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任务。
以翻译为例，它涉及对语境、歧义、文化记忆、政治影响和作者责任的敏感理解。自动翻译确实可以快速且有效，但我们仍须追问，哪些内容被保留、移位或沉默；任何解码与再编码都伴随着内在损失。译者培养可以纳入系统管理、术语策展和跨文化分析，使其知识劳动更加可见。然而，翻译任务中的感性精细度目前仍难以由机器承担，我认为未来也不太可能完全实现这一点。
摄影、设计以及目的不只是传递信息的传播活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Neil Gaiman 的短篇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哲学论述以及其他人文作品，其意义并不仅在于承载的信息，而在于它们能够超越信息，在语言之内与语言之外发生作用，而机器始终无法抵达这个“之外”。所谓“语言之外”，存在于观看一幕场景时流下的眼泪、阅读某种描写时产生的恐惧或恶心、想要离开某个地方或合上一本书的冲动。语言在这里悖论性地传达了某种无法直接传达的东西。机器无法占据这个“语言之外”，因为它本身就是语言。图像生成系统扩大了视觉生产的规模，也使作者身份、真实性、见证与传播的问题更加紧迫；文本生成系统则要求我们发展评估证据、框架与责任的工具。在许多情况下，自动化实际上扩大了需要研究的文化问题的复杂程度。然而，从广义经济层面上说，机器无法替代人类的存在条件及其基于伦理信念说出“不能再这样继续”，或出于存在性追问说出“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让我满足”的能力。
技术社会依赖设备、网络和实验室，但同样依赖概念、叙事、法律范畴和历史记忆。正是这些解释形式，使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系统在做什么，也能够讨论和判断其后果。
语言模型进入意义生成环境，通过媒介化提问、回答、翻译与分类，重新组织什么能够被说出、被看见和被检索，也就是符号层面的可见性。不同语言和制度生态中开发的模型，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知识资源、缺失与优先事项。正因为如此，与中国展开对话具有意义。扎根于自身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工智能系统，丰富了全球技术格局，也为研究价值观和知识如何进入新模型提供了素材。新文科可以将技术哲学、传播学、法学、艺术、教育与数据科学联系起来，进入问题的提出及其影响的评价过程。技术社会需要网络和实验室，同样需要主体性与文化；这里的文化可以在洛特曼意义上被理解为由一个社会的主体性所建构的文本。
大学能够预见未来的职业吗？
现在，我希望讨论一个此前一直处于思考背景、却尚未在本文中直接处理的问题：面对数百万年轻人在受教育过程中经历的不确定性，课程如何与职业需求建立联系？一个学位课程通常持续数年，而工具与职业功能可能几个月内便发生变化。课程越是围绕某种刚刚兴起的职业狭窄地组织，就越容易迅速过时，甚至在学生完成学习之后立即失去适用性。
技术教育与高等教育需要概念基础、终身学习、批判性判断和沟通能力共同支撑。与技术淘汰赛跑，如同与人类衰老赛跑，往往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无法获胜。只依据当下能力要求设计的大学，可能为一个已经改变的市场培养人才；完全忽视时代变化的大学，则会削弱自己的社会作用。因此，真正的挑战是把长期有效的知识与持续实验的空间联系起来。
巴西与中国的对话领域
在我看来，新文科能够与多项当代重要议程建立联系，例如人工智能的批判性使用、科学传播与虚假信息、神经数据伦理、辅助技术和无障碍设计等，其中很多正是我十分关心的主题。中国经验具有技术规模、规划能力和快速建立跨学科项目的特点，使其在当前全球格局中具有突出位置。另一方面，巴西公立大学在大学社会服务、公共卫生、社区参与和不平等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既可以与中国现实形成联系，也能提供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挑战。有效的合作应该让这些传统展开对话，共同构建问题，而不是假定一方必须复制另一方的模式，尤其需要尊重不同文化中的差异乃至分歧。
学术交流需要同时具备坦诚与尊重的语言。我们可以讨论工具化、生产率和学科自主权，同时承认新文科计划本身具有思想厚度，并试图回应影响所有大学体系的变化。当批评承认对话者同样能够创造概念、推动讨论时，它才会更为坚实。
究竟什么样的人文学科才算“新”？
观察目前的变革，我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实验场域。专业重组、混合型人才培养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表明，中国大学正在尝试重新确定自身在科学、经济和文化变迁中的位置，而这些变化的最终方向仍然开放。
仅仅引入数字工具，显然不足以保证真正的创新。一套课程可以采用人工智能，却仍然延续碎片化的教学实践；传统学科也可以通过重新提出问题，形成面向当代的思考。在我看来，新文科的发展取决于能否提出适合当代处境的问题，同时保存历史深度和公共责任，而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最后，我认为新文科的贡献仍有待充分显现。只有它真正进入技术大学的内部，综合影响系统、课程与政策，我们才能更清楚地判断其成果。最重要的挑战也许在于，我们需要理解语言和文化情境的工程师，关注照护文化维度的卫生专业人员，能够评价算法的教育工作者，以及愿意了解所研究技术之物质基础的人文学科研究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邀请我们思考：什么样的人文学科能够为人工智能的建设作出贡献，解释其社会文化效应，并设想那些尚未包含在现有系统中的生活方式与思维形式。
Referên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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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UTERS. China’s top universities expand enrolment to beef up capabilities in AI, strategic areas. London, 10 mar. 2025. Disponível e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s-top-universities-expand-enrolment-beef-up-capabilities-ai-strategic-areas-2025-03-10/. Acesso em: 31 jul. 2026.
- WANG, Mingyu; TIAN, Hailong. Constructing ‘New Liberal Art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key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ADVANCES, 5., 2019, Valencia. Proceedings […]. Valencia: 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València, 2019. p. 1121-1128. DOI: https://doi.org/10.4995/HEAd19.2019.9111.
Glaucio Aranha 是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UFRJ）科学与健康教育研究所（NUTES）的副教授，任职于教育视频实验室（LVE），以符号学和媒介研究为理论视角，从事教育技术与科学传播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他还担任 UFRJ 科学传播与神经科学教学中心（NuDCEN/IBCCF/UFRJ）的合作研究人员，开展符号学和语言学在神经科学教学中应用的研究。他领导“符号系统中的认知、语言与视听媒体”（CLASS/NUTES/UFRJ）研究团队，并与 Alfred Sholl-Franco 教授（IBCCF/UFRJ）共同领导 Neuroeduc——应用于教育的神经科学研究团队（OCC/UFRJ）。他与 Ciências e Cognição 组织（OCC）保持合作，原文写作时担任巴西语言学协会（ABRALIN）副主席。其研究经历涉及媒介研究、文学与叙事理论、语言学、符号学、大众美学和科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