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史》第一卷《求知的意志》中的“死亡权力与生命权力”一章，福柯指出，过去统治者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夺取生命的权利：决定让某人死去，或者允许某人继续活着。随着历史发展，统治形式发生变化。权力不再主要通过死亡威胁显现，而开始组织、管理和照管人们的生活：引导行为、制定规范、实施监督，并鼓励某些实践。
福柯将这种新的治理方式称为生命权力（biopoder），它具有两个面向：
- 面向个体身体，通过训练和规训使人变得“有用”（例如学校、军营和工厂）；福柯称之为身体的纪律性解剖政治。
- 面向整体人口，调节出生、死亡、预期寿命与健康（例如公共宣传、统计和卫生政策）；福柯称之为人口生命政治。
由此可以看到，曾经主要表现为使人死亡的权力，逐渐转变为对于生命的投入，也就是“使人活着”：通过制度、规范和数字管理身体、健康以及生命过程。
正是由此，我开始思考一种“生活的政治”如何贯穿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与面向卫生工作人员的卫生专业教育。为区分这两个概念，我援引 Miriam Falkenberg 等人的论文《Educação em saúde e educação na saúde: conceitos e implicações para a saúde coletiva》。他们把前者理解为面向公众、旨在提升照护自主性和公众与卫生专业人员、管理者对话能力的教育过程；后者则是为培养和发展卫生工作者而组织、生产和系统化知识的过程。
Falkenberg 及其合作者进一步回顾了对自上而下、以卫生防治为中心的传统“为健康而教育”模式的批判，并将其与强调既有知识、社会参与和解放的大众健康教育相区别。文章最后主张将两种教育联系起来：一方面，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应当以社会自主性为中心；另一方面，卫生专业教育应立足实际工作需求、地方特点和持续教育。
在我看来，福柯与 Falkenberg 的思想相遇，揭示了身体规训（课程、规程和“良好实践”等）与人口调节（目标、覆盖率和绩效指标等）之间的结构同构关系。在卫生领域，这构成了可称为生命政治式教育学的机制，一种对“使人学会”的治理。
由此，面向公众的教育实践既可以形成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主体，也使主体变得可测量、可比较和可追责；卫生工作培训既可以建立纪律化的行为倾向（技术训练与标准化），也可能将其与指标、审计和认证等监管制度相连接。性本身也成为这一机制的“矩阵”：它同时涉及个体身体与人类物种的生命，由此衍生出微观监督以及统计、宣传和规范化等大规模措施。
在福柯看来，“性”不仅是本能或性行为，而是实践、话语与规则在历史中形成的安排，教导我们如何围绕性谈论、思考和认识自己。医生、学校、教会、法律、媒体与统计资料共同构成这一权力—知识装置：它们不断生产关于性的论述，建立分类和诊断，划定正常与偏离，并引导人们的行为。由此，性成为治理的途径，把身体的私密经验与生育率、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集体问题连接起来，使个体与人口都能被测量、比较和干预。
这些机制体现于多个反复出现的领域：儿童的性受到密集的教育和监督；女性身体被医疗化，尤其围绕母职；生育通过政策和咨询纳入社会管理；不符合规范的欲望则被精神医学化，转变为身份类别和治疗对象。核心并不是我们“发现”了一种先天存在的自然性，而是社会建构了关于性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身份、界限与期待。因此，预防宣传、临床规范、同意教育课程和“良好实践”手册，无论依据何种立场，都不仅提供信息，也塑造感受、表达和行为的方式，通过性这一范畴实施治理。在福柯这里，“性”指向一个有组织的意义生产领域，它形成知识、规范行为，并在同一过程中连接自我照护和对他人的社会控制。
在这样的情形下，以自主性为口号的健康教育，如果只传授“适当或不适当”的行为并测量依从程度，便可能重新生产传统的不平等关系，某种意义上恢复通过道德化生活习惯实施治理的卫生主义。与此同时，如果卫生专业教育只是更新规程，而不讨论其权力效应，继续教育就可能退化为使劳动者顺从的技术。这便是其中的张力：将解放作为口号，却可能产生治理术的效果。
在此背景下，照护与健康教育的数据化——覆盖率仪表板、热力图、机构排名——把生命转译为明确的计算，这正是福柯所讨论的生命政治的条件。这也打开一个在该领域不常提出的问题：究竟是谁在治理那些反过来治理我们的数据？健康教育和卫生专业教育应包含对数据与指标的批判性素养培养，建立由使用者、工作人员与管理者组成的解释共同体，共同决定测量什么，尤其是如何阅读数字，使指标从控制工具转变为公共协商实践。这也在信息环境中更新了 Falkenberg 对自主性与社会参与的强调。
当预防政策与奖励、惩罚机制相结合时，一种维持健康的社会道德义务便会出现。这是“使人活着”的当代版本，却可能把结构性不平等重新编码为个人失败。照护与监护控制之间的界限非常微妙。Falkenberg 论文所讨论的大众健康教育可能提供一种应对路径：从人们已有的知识出发进行对话，并开展批判性的情境分析，把社会维度重新带回对生活方式形成原因的理解之中。
例如，一些工作场所的“福祉”计划，对每天达到一定步数、减重一定公斤或检查结果符合目标的人发放奖励，对未达标者减少或取消优惠。表面上，这似乎只是鼓励健康生活；实际上，有时间运动、生活在安全适步行的社区、有能力购买适当食物且作息稳定的人，更容易受益。而居住在缺少人行道的地区、轮班工作、照顾子女或只能依靠廉价食品的人则处于不利位置，其现实困难可能被指责为“个人失败”。当机构监视、排名并奖励身体，仿佛所有人的起点相同，照护与监护的界限便几乎消失。
大众健康教育提出的另一条道路，是从生活的具体地方情境出发：倾听群体意见，绘制真实的障碍——公共场所照明不足、食品价格、交通困难等——并协商可行方案，例如在安全时段组织步行活动、定期举办平价市集，或与雇主协商适当的工间活动。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形成共同制定的目标。这样，关注点便从责备“未能达到奖励条件的个人”转向可以、也应当通过社区参与加以改变的生活条件。
福柯还指出，随着生命权力兴起，死亡成为生命管理的反面；在某些历史情境中，屠杀甚至会以“为了所有人的生存”之名被赋予必要性。然而，健康教育很少讨论死亡，除非把它视为控制的失败。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发展面向生命有限性的素养教育，包括姑息照护、哀伤经验与医疗干预的边界。否则，专业培养就可能变成关于生命表现的教条，把“必须使人活着”的责任强加于卫生专业人员，把“必须活着”的义务强加于公众。
一种建设性的议程，可以通过教育性的反装置重新赋予人们行动能力，并揭示健康教育实践的权力效应。首先，需要促进符号意义上的共同治理，使人们不仅理解宣传和规程的内容，也能分析支配他们的标语、图标和指标所处的符号环境。其次，可以在初始培养、尤其是继续教育中设置应用生命政治的课程，为每项技术指南配备反思身体规训、人口调节、分类效应和伦理困境的空间，使生命权力的双重结构在教育中变得可见。此外，还应开展指标素养和数据治理工作坊，共同讨论测量的对象、数据来源、误差范围及使用目的，使生命政治管理与公共卫生的社会监督相联系。最后，有必要在健康教育中创造讨论生命有限性的空间，把面向公众的临终照护与卫生专业人员的临床反思连接起来，避免“使人活着”变成拒绝死亡的命令，也避免忽视卫生专业人员自身敏感而脆弱的情绪经验。
因此，在公众健康教育和卫生专业教育中，教育可以被理解为与生活政治直接相关的实践。如果现代性已经把生命变为计算对象，并由此使其成为治理领域，那么当代教育就应使计算重新获得协商性、多元性和情境性。创新的举动不是“放弃”生命政治，而是改变它的方向：从对人的管理走向与人共同管理。这一转变与自主性、大众教育和继续教育作为知识与照护共建实践的主张相一致。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在现有装置内部创造教育性的反向行为，不是为了否定“使人活着”，而是为了共同决定它的目的、方法与符号，并重新学习如何共同生活。
参考文献
FOUCAULT, Michel. História da sexualidade I: A vontade de saber. Tradução de Maria Thereza da Costa Albuquerque e J. A. Guilhon Albuquerque.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2014.
FALKENBERG, Mirian Benites; MENDES, Thais de Paula Lima; MORAES, Eliane Pedrozo de; SOUZA, Elza Maria de. Educação em saúde e educação na saúde: conceitos e implicações para a saúde coletiva. Ciência & Saúde Coletiva, v. 19, n. 3, p. 847–852, 2014. DOI: 10.1590/1413-81232014193.0157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