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谈目前困扰着我、也贯穿我研究的一些问题。首先是“面向未来的教育”这一概念，它是未来研究中的一个分支。思考未来教育与认知时，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人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我们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于祖先，未来的教师和学生也不会与今天的我们相同。
我们的脑，以及由细胞、器官、心智和其他更细微层次所构成的复杂人类系统，始终在适应周围的世界。这些变化常常涉及表观遗传过程，其影响也可能延伸至未来世代。疫情期间的社会隔离经历，并未随着危机结束而彻底消失；它仍以细微方式作用于我们的感受和思考，也可能在后续世代留下回响，使我们置身于充满不可预测性的系统之中。
例如，看到一个四岁的孩子以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方式使用手机时，我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同的儿童经验，它已经无法完全纳入过去几十年关于“儿童”这个符号的模型。这也让我想到自己的孩子不久前刚经历过这个年龄。我记得自己四岁时已与更早的世代不同；中世纪或古罗马的四岁儿童同样具有不同的生活条件。这提醒我们：在想象真实或虚构的过去时，往往不自觉地以自己为参照。我们会说“过去不是这样做的”，却很少意识到“这样”其实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及对过去的叙述性想象——甚至关于“是”或“曾经是”本身的确定性也值得追问。大量研究已表明，我们的记忆并不像日常直觉所相信的那样可靠。
所谓“传统”，与我们的身体和心智一样，也是不断变化的建构。我们今天设计的新教育，到未来世代或许从诞生时就已经过时。所有面向未来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从我们的自我参照出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向怀疑主义；恰恰相反，认识持续变化，意味着认识人类目前所证实的一项独特能力——元认知，也就是能够思考自身及思考活动本身。正是这种能力使我们有可能对未来教师和学生的教育环境作出推想，他们也正是“面向未来的教育”的行动主体。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认知，有两个方向特别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是未来世代用来表达和解释世界的叙事形式；第二是当下正在发生变化的心理表征。再看四岁儿童使用手机的例子，这个主体已经在适应一种以全新方式组织全球话语的技术。这会影响其解释世界和生成意义的能力，因为在与设备互动时，儿童不断选择、筛选，主动塑造所体验的世界。这样的互动方式与主要伴随印刷书籍技术成长起来的人存在差异。
在一个必须依赖使用者操作才能更新内容的环境里——如果不点击，某些事情便不会发生——儿童与技术形成了新的关系。个体在装置面前的位置不同了，他们持续进行高速选择和过滤，有时甚至会让选择这个动作本身，比对所选内容及选择原因进行批判性思考更受重视。
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反对手机或技术的使用。我关注的是一种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已出现的思想框架：麦克卢汉指出，我们接触世界所依赖的媒介，会直接影响我们建构表征和开展解释的方式。
第二个让我不安并持续思考的问题，是心理表征的变化。如果我们认为接收者理解话语的过程，涉及对发送者心理模型的表达，那么接收者就需要从这些话语中提取新的解释性综合。因此，要开展前瞻性研究，便必须理解心理表征在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上的变化。换句话说，技术媒介向我们传递的内容，是依据其他人的心理模型形成的产物，内含一种世界观以及相应的模型化过程。但当我解释它时，我会让既有模型与自身的心理图式进行协商。这种冲突往往快速发生，甚至不为意识察觉，最终形成我对内容的理解，也就是新的综合。
这里所说的心理模型，类似于一种在生命历程中依据经验、知觉和获得的知识逐步形成的认知架构，并在我们的中枢系统，尤其是记忆中得到巩固。研究共时与历时变化，既包括对特定世代——例如2000年或2010年前后出生者——的横截面观察，也包括对重要历史变迁的考察，例如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从书写到数字技术，以及虚拟现实、沉浸式媒体等其他技术界面的发展。
思考未来教育，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因为它们发生在一种符号冲突的空间中：不同世代携带各自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在其中相遇、碰撞。今天在学校学习，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校生活不同，也不同于中世纪工匠学徒的经历。我们不仅在学习时以不同方式思考，学习的过程本身也不断改变着我们。因此，我最关注的是这种持续变化的空间，以及它对于教育与认知意味着什么。认知图式等其他议题同样重要，但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里先集中讨论模型。
贯穿生命历程建立的心理模型，影响我们如何理解周围世界，以及如何与知识建立关系。通过共时地考察同一世代内部的变化，以及历时地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思考和学习方式如何发展。例如，从口语社会过渡到书写社会，再从书写进入数字媒介环境，已深刻改变知识的组织与传播方式。
如今，这些变化正在加速，沉浸式媒体与虚拟现实等新界面不断出现，为内容组织提供新形式，挑战既有心理模型，并形成新的学习范式。理解这些变化，是思考未来教育的必要前提，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代际冲突，更是不同思维方式和栖居世界方式之间的碰撞。人们经常围绕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表达“赞成”或“反对”的立场，但真正的问题不应陷入这种二元对立。理解变化本身，至少与捍卫立场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不少教育研究以缺乏证据的主观预设为起点，先行决定自己支持或反对某项技术。
学习体验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其原因不只是采用了某种教学方法，而在于世界观发生改变，以及人们对于存在于世界、作为世界中的存在者意味着什么的理解不断转变。今天的课堂在积极和消极的多个方面都不同于以往。未来的课堂也将如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们都不同于此前既有的状态。学习过程涉及个体原有文化经验与新信息之间持续发生的碰撞。在这一符号冲突的空间里，个人和认知层面的成长与转化才得以发生：不可预测的遭遇促成新的意义综合。
因此，我希望进一步理解这些变化，以及它们对于当代教育情境中的教学和认知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航行需要辨认方向的工具——例如星辰。同样，要构想未来教育，就必须理解正在发生的范式转变。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只有先超越常识，愿意感受并理解当下，我们才有可能认真思考明天。